刘文飞从哲学高度给出了回答。他改写笛卡尔的名言“我思故我在”，提出“我读故我在”。在他看来，阅读不仅让人区别于动物，更让人区别于AI——“机器也会阅读，但它的阅读是高度集约化的；我们的阅读是自己选的，也是为自己读的”。他相信，只要有人在，文学阅读就会存在。
李朝全认为，当海量信息像洪水一样涌来，深度阅读变得稀缺而珍贵。他谈到，中国高度重视这一能力的培养，施行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，并设立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，正是为了倡导公众捧起书本，进行有质量的文学阅读。
马克西姆·扎姆舍夫对此深表认同。他介绍，俄罗斯读者同样珍视深度阅读，尽管有声书、电子书等新媒介兴起，但纸质书依然占据重要地位。
玛丽亚·谢梅纽克补充说，读者应拥有选择阅读方式的自由，“自由选择是维持热爱的关键”。
阅读折射着一个社会的精神品位。中俄读者选择哪些作品去阅读？畅销榜单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审美趣味与时代焦虑？与十年前相比，人们的阅读选择发生了怎样的偏移？这些问题不仅是出版界的晴雨表，更是观察两国读者文化心理变迁的一扇窗口。
李朝全分享了一组有趣的数据，在中国当下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中，米·布尔加科夫的《年轻医生手记》与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余华的《活着》排名比肩。他谈到，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，这一传统至今仍在延续。而且，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也有显著的变化，有学者通过研究数据表明，2025年前后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译介的数量爆发式增长、题材从严肃文学“一统天下”走向多元并置，更重要的是出版格局发生了结构性转变——从依赖资助项目的专业小众出版，转变为大型商业集团主导、超过80%作品实现市场化运作的新模式。
刘文飞则用“翻译光了”来形容中国对俄罗斯文学的引进程度——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均有全集或数十种译本，读者的阅读选择非常丰富。近年来，中国也开始大量翻译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，甚至尝试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在中国“全球首发”的模式。刘文飞特别强调，过去十年间，中国文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的关注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——从“厚古薄今”走向“古今并重”。他如数家珍地列举了多位在中国被广泛译介的当代俄罗斯作家。“我想，中国的翻译家、文学读者和文学界，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的当代俄罗斯作家和诗人。”他坦言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俄文学交往呈现出一种“不对等”的状态——中国接受俄罗斯文学更多，而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相对较少。但令他欣慰的是，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。
马克西姆·扎姆舍夫从当代文学的推介角度，分享了他对俄罗斯读者阅读趋势的观察。他指出，要了解俄罗斯读者正在读什么，一个便捷的窗口便是各类文学奖的入围书单。“如果我们看一个文学奖的书单，基本上就可以从中了解当代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作家和作品。” 他特别提到，俄罗斯《文学报》与中国《文艺报》已签署合作协议，开始互换文章与评论刊发。《文艺报》曾发表俄罗斯当代作家帕维尔·克鲁萨诺夫《猫头鹰之路》的评论文章，而俄罗斯《文学报》也刊发了中国朋友推荐的文章。这种双向的文学交流，正在为两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彼此当代文学的窗口，我们可以将真正的好作家推荐出去。
玛丽亚·谢梅纽克从翻译与接受的视角，描绘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阅读版图。她指出，俄罗斯有着悠久的汉学翻译传统，百余年来，从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中国古典名著，到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等现当代作家，俄罗斯的翻译版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丰富。她说，莫言是俄罗斯读者“最爱的中国作家”。《檀香刑》《生死疲劳》《红高粱家族》等作品已有多部俄文版问世，俄罗斯读者已经形成了对莫言文学风格的稳定期待和持续关注。余华的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以及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在俄罗斯也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。谢梅纽克还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转变：以往许多中国作品是通过英文转译成俄文的，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直接从中文进行翻译。“这让俄罗斯读者能够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学的丰富题材和多元风格，让兴趣变得更加稳定。”
如今，人工智能已深度嵌入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。AI能够写诗、写小说、翻译长篇巨著，且在速度上极大超越人类。一个深刻的问题随之而来：如果机器也能“创作”，那么人类的写作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？文学翻译究竟是技术问题，还是心灵之间的对话？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影响，成为全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。
刘文飞以一位资深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，对AI与文学的关系作出了既坦诚又富有洞见的回应。他认为，AI在一般翻译上已远超人类，但其诗歌翻译尚不能令人满意。他分享到，曾有人建议他“喂养自己的AI”以便于更好地翻译诗歌。这个观点让他感到震撼，但他旋即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“有意义吗？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养一个机器，让它来战胜我？有这个时间，我去教一个学生不是更好吗？”这段话道出了文学翻译的核心困境与尊严。他认为文学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转换，而是创作。“你翻译一首诗，你跟诗人在做同样的事情；你翻译一部小说，你也在写小说。”
李朝全从文学编辑和出版管理的第一线视角，揭示了AI对中国文学创作生态带来的现实冲击。他透露，在中国，AI辅助写作已经变得比较广泛，尤其是在网络文学领域。对于这个话题，他更关心的是AI对文学发表和审核环节带来的挑战。他介绍说，报社每天收到大量来稿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都带有AI生成的痕迹。“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检查稿件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。”
对于AI创作，扎姆舍夫的立场十分鲜明。他表示，“创造意识是一种秘密，任何技术介入这个过程，都会毁灭创造”。在他看来，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组合，更是人类情感、思想和灵魂的外化。如果将创作的核心环节交给机器，文学便失去了它最珍贵的根基。他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：在俄罗斯，已经有一些学生在提交毕业论文时，直接使用AI生成的文本。“这是一个严重的灾害，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警惕。”
玛丽亚·谢梅纽克从翻译实践与教学一线的双重角度，表达了她对AI介入文学翻译的审慎态度。她说，在她主持的青年翻译比赛和教学工作中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并非学生翻译水平的高低，而是提交的作品究竟是否由学生本人完成，或者说是否由AI生成。“目前的经验是，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，AI翻译的质量与人工翻译在艺术层面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。”谢梅纽克指出，这种差距并非体现在语法正确性或词汇准确性上——在这些方面，AI确实表现出色——而是体现在那种只有人类译者才能赋予文本的“温度”与“呼吸感”。她认为，文学翻译的本质不是信息的搬运，而是风格的再造、情感的传递和文化密码的转译。这些东西，目前的AI还难以企及。
这场连接北京与莫斯科的文学对话，最终落在一个温暖而坚定的共识上：无论技术如何演进、媒介如何更替，文学作为“人学”的本质从未改变。在AI时代，阅读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式，更是一种确认自我、区别于机器的存在姿态。正如刘文飞所说——“我读故我在”，只要人类还需要理解自己、理解他人、理解世界，文学阅读就不会消失。
来源：文艺报 北京连线莫斯科：中俄专家共论“我们为什么阅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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